心理：过多的压力让幼小的心灵不堪重负
　　“一眼看去，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什么不同，都那样聪明、活泼，但只要你和他们聊上一会儿就不难发现，他们要比城里的同龄人成熟得多。”在天成教育集团校长孙宝瑞看来，这种成熟并不好。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他觉得，孩子的心理成熟度应该和生理年龄相适应，过于幼稚当然不好，但过于成熟危害更大。
　　天成教育集团是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民工子弟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孩子长时间跟随父母在各个城市间奔波，经历了多于平常孩子的遭际和挫折，幼小的心灵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问题是主观性太强，对于学校老师的批评教育不屑一顾。”孙宝瑞说。
　　不仅如此，“由于在他们的生活中歧视无处不在，他们还存在着强烈的逆反心理，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反社会的倾向”。天成教育集团教导主任蒋红给记者讲了学生小翁（化名）的故事。
　　小翁的父母都是从江西来杭的打工者，一家三口住在杭州汽车东站附近的一间八九平方米大的小屋内。来杭没几年，小翁的父母就迷恋上了赌博，小翁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年仅12岁的他已是“赌场高手”，不仅独自到外面的棋牌房玩“牌九”，偶尔还带着扑克到学校和同学们玩上几把。
　　蒋红当时是小翁的语文老师，一发现这种状况就数次对小翁进行了批评教育。然而，这几次批评教育的效果并不好。“孩子站在办公室里，斜靠在墙上，头对着天花板，嘴里哼着小曲。对我们的批评教育置若罔闻。”几次家访的结果也同样令人失望：虽然小翁的父母保证配合学校的教育，可到时候还是麻将桌一摆开，鏖战到天明。
　　“对于孩子来说，一个恶习会导致另一个恶习的形成，最终使孩子一步步走向深渊。”果然，学校很快又发现小翁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当时学校正安排学生参加春游，每位参加春游的学生需交40元费用。”蒋红班的一位学生的40元钱不见了。这时，小翁来交春游费了。“他告诉我，爸妈只给了20元，剩下的20元钱希望在春游之后慢慢补上。”
　　正是这句话引起了蒋红的怀疑，因为通常家长要么就是给足春游费，要么就劝孩子不要参加春游，像这样给一半的情况很少见。细心的蒋红在课后给小翁的家长打了电话，果然，翁母表示从来没给过孩子20元钱，甚至都不知道学校组织春游。
　　“那天放学后，我找小翁谈心，他承认自己从同学的书包里拿了40元钱，另外20元已花完了。”在这之后，班级里又陆续发生过一些失窃事件，后来证实都是小翁所为，而他“拿”这些钱的原因竟是为了去玩牌。
　　尽管最终小翁在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改邪归正了，但蒋红还是对他高度“重视”：“外界的一点点诱惑都很可能再次诱发他的不良行为，我们得时刻关注他，否则难保他今后不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学业：成材的起码标准是能在城市独立生存
　　“孩子，回来！有叔叔来了。”随着一位年轻妈妈的呼喊，一名看起来十一二岁的孩子停止了在马路边的玩耍，急匆匆地跑进屋来。妈妈姓吴，她说他们全家都来自贵州，目前就住在这套6平方米的小屋内。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每月800多元的收入，再则就是捡废塑料瓶来卖。
　　走进这户人家，只见狭小的房间黑暗而潮湿，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床前的一张小板凳就是这孩子的写字台。平时，如果家里来了个小伙伴，那么玩耍的地方只能是门口这条车流不息的马路。
　　孩子目前就读于附近的一所小学，每学期的学费要700元左右，夫妻二人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如果孩子将来考进高中甚至是大学，这笔费用要到哪里去落实？妈妈目前还不敢想这样的问题。
　　5月27日，记者在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一带，走访了几户外来务工者家庭。这是其中一户的情况，其他几户外来务工者家庭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杭州城里的孩子们无法想像的。
　　“从教育实践来看，不得不承认他们和杭州城里的孩子是有差别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差别会越来越明显。”同样是民工子弟学校的杭州明珠教育集团，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校长汪爱华认为，“民工子弟学校”只有客观地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民工子弟的教学思路来，片面追求分数或升学率既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由于这些孩子的家庭环境和城市中的家庭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在明珠教育集团，铺设学生的就业道路才是工作重点。“在我们学校，我们建议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班的学生报考职高或技校，让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在社会中独立生存，占得一席之地。”
　　其实，当初学校提出这样的工作思路时有相当数量的家长不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千辛万苦带孩子出来，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考上大学然后过上“体面的生活”。汪爱华就给家长们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孩子如果在初中毕业后选择职高或是技校升学，3年之后由于掌握了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在学校的推荐下可以很快找到一份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工作；如果孩子能考入普高继而考取大学当然是件好事，可3年普高加上4年大学约10万元的学费，对于一户普通农民工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而且，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同样要面临择业的问题。
　　“如果将来的问题不解决，一味强调小学、初中阶段的‘同城待遇’，实际上无异于空中楼阁。”汪爱华这样认为。

　　安全：交通和饮食仍是两大主要隐患
　　2004年，杭州市拱墅区出现了一家纯民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光明小学。学校创办后不久就连续出了两件事，让拱墅区教育局副局长郑乃汉非常头疼。
　　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安徽来杭的打工者，由于收费低廉，学校一下子吸引了包括杭州其它城区在内的许多民工子弟。
　　“这样一来，问题便出来了。”郑乃汉告诉记者，当时光明小学为了方便其他城区的孩子上下学，准备了几辆校车来接送孩子，可是为了降低成本，校车严重超载。一辆核载十二三人的面包车，在这位校长的授意下竟然搭载了近30名学生，开在路上摇摇晃晃的。“而且，学生家长都很理解校方的做法，认为学校派汽车来接送孩子，已经是给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
　　“万一出个事情，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啊！”拱墅区教育局马上约见了这位校长，责令其立刻整改。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光明小学又发生了集体腹泻事件。“这件事情经过我们调查，确定为午饭卫生不达标而引起的。”学生安全的问题在同一所学校接连发生，拱墅区教育局不得不直接“插手”校务了。2005年年初，区教育局提出，光明小学校长一职必须由教育局指派，并要定期派督导员进驻学校，对教学工作进行指导。“目前，光明小学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规。”
　　除了由于管理上的漏洞而让农民工子女面临的交通、饮食等安全隐患外，省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江亚波还提到了另一类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安全隐患。“由于歧视的存在，不少企业老板认为，供应给农民工子女的用品、食品质量可以差一些，一些铅笔存在着严重的铅超标问题，一些文具盒采用的原料是医用垃圾……但是，同样是孩子，他们的权益也是不容侵犯的！”

　　心愿：让孩子们享受同一片阳光
　　不少城里家长觉得农民工子女素质偏低，怕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玩在一起会被带坏，但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副局长徐晖告诉记者，事实上在江干区有不少民工子女进入了普通公办小学读书，他们并不比城市孩子差。记者走访的几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些品学兼优的孩子的事，夏冬青就是其中一例。
　　夏冬青是安徽庐江人，现就读于杭州明珠教育集团初三年级。校长汪爱华说，她进校以来不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在美术上也很有天赋。
　　2004年10月，夏冬青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而亡，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只能辍学去上海打工。“即便是这样，她依然没有放弃学习。”语文老师宋英说，当她在上海找到夏冬青时，夏冬青还随身带着教科书，一有空便会拿出来学习。
　　学校把夏冬青拉回了课堂，不但免去了她的全部学费，还每个月定时发给生活补助费，夏冬青也成了宋英老师家的“新成员”。现在中考临近，夏冬青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杭州第七中学的美术特色班，将来成为一名画家。
　　“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一个专门招收‘民工子弟’，另一个校区则招收那些付得起较高学费的学生。”杭州育才教育集团校长胡爱玉则表示，从学习成绩上来看，“民工子弟”校区的孩子似乎更好一些。
　　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副局长高卫星则表示：“我们目前已经开始慢慢淡化‘民工子弟学校’、‘民工子弟班级’这样的概念，孩子就是孩子，不管你来自何方，都应该享受到同一片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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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专家关注民工子弟

　　5月29日，省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徐全升、省教育厅原党组副书记郑祖煌、省高校工委原副书记李俊生、杭州市教育局组织处副处长孙迎春等一批教育专家聚在一起，座谈“关注民工子弟”的问题。
　　座谈会上，专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民工子弟就学问题”和“如何解决孩子们将来在城市中的出路问题”。
　　“从今年9月1日开始，浙江省将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样的趋势是好的。”省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徐全升首先发言。
　　杭州市教育局组织处副处长孙迎春则认为，要切实保障这些孩子的权益，除了政府、社会应该作出努力外，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民工子弟学校或是民工子弟班，孩子的流动率已经超过了40％。这样频繁地变换居住地或学校，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针对农民工子弟将来在城里的生计问题，省教育厅原党组副书记郑祖煌在肯定明珠教育集团的做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孩子因为家庭、经济等原因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但作为学校，特别是在小学、初中阶段就刻意安排好了他们的未来之路，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一些有天赋的孩子的才能。”他说，目前在杭州的民工子弟已超过10万，这些孩子经历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事情，承受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压力。“政府也好，社会也罢，应该尽可能地给这些孩子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